第16章 锄奸除患 (第1/3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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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孤锋照山河》第一卷·淞沪烽火（1937.7-1938.12）

第一编：烽烟初起（1937.7.7-1937.8.12）「（1937.9.18）」

1937年9月18日，天刚蒙蒙亮，上海法租界迈尔西爱路的梧桐树上，一只麻雀扑棱着翅膀落在枝头，却没敢发出半声啼叫——这一天是“九一八事变”六周年，整个上海像被一块浸了苦水的黑布裹着，连空气都透着压抑。华界的街头，偶尔能看到穿灰布短打的市民举着“勿忘国耻”的小旗，却被巡逻的日军士兵粗暴驱散；而法租界里，洋行的铜门依旧按时敞开，黄包车夫拉着穿西装的外国人匆匆而过，两种景象隔着一条铁丝网，像两个永不相交的世界。

令狐靖远（字藏锋）是凌晨四点被电报机的声响惊醒的。他住在情报站地下室隔壁的小房间里，行军床上铺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床单，墙角堆着三个公文包——分别贴着“军事委员会督察处”“军统督察处”“战时特别情报处”的标签，里面装着各部门的文件。此刻，他揉着发胀的太阳穴走到地下室，报务员小郑正举着一张刚破译的电报纸，手指还在微微发抖。

“处座，‘麻雀’的急电，刚译出来。”小郑把电报纸递过来，声音压得极低，“是关于伪‘上海市民协会’的，还有……还有伤员收治点的事。”

令狐靖远接过电报纸，煤油灯的光在纸上投下晃动的阴影。电文是用密写药水写在一张普通的菜贩收据背面的，破译后只有短短几行，却让他的指节瞬间攥得发白：“斋今日午与‘山猫’会于吕班路洋房，议‘治安捐’五十万，献收治点图三：青浦徐泾、松江泗泾、宝山杨行，均无重防。——雀”

“斋”是卧底“麻雀”对伪“上海市民协会”筹备委员王敬斋的代称，“山猫”则是日军特工的代号，而青浦、松江、宝山的三个伤员收治点，是上周他刚协调红十字会设立的，里面住着两千多名从罗店前线撤下来的伤兵，大多是缺胳膊断腿的重伤员，连自卫的步枪都没几支。

“把电文抄三份，一份送军统上海区周伟龙区长，一份送军事委员会督察处前线办公室，一份留底。”令狐靖远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，却透着不容置疑的严肃，“另外，查一下王敬斋的底，我要知道他的所有背景——生意、家人、常去的地方。”

“是！处座！”小郑转身去抄电文，电报机的“嘀嗒”声再次响起，与远处隐约传来的日军炮声交织在一起，像一把钝刀在每个人的心上反复切割。

令狐靖远走到墙角的档案柜前，拉开标着“军统督察处”的抽屉，里面放着近期破获的日军眼线案卷宗——上周刚抓了一个伪装成洋行职员的日本间谍，从他身上搜出了闸北防线的布防图，现在还关在租界的看守所里。他翻出其中一份卷宗，里面提到伪“上海市民协会”是日军华中派遣军特务部扶持的，主要任务是“募集治安捐”“安抚民心”，实则是为日军搜集情报、镇压抗日分子，负责人就是王敬斋。

“王敬斋，上海本地人，早年做棉纱生意，在闸北有三家纱厂。八一三事变后，纱厂被日军炸毁两家，剩下一家被日军‘军管’，他为了保住最后一家厂，主动投靠日军，上个月被任命为伪‘上海市民协会’筹备委员。”情报科科长老赵拿着刚整理好的资料走进来，喘着粗气，“他老婆是苏州人，带着儿子住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公寓里，他自己常去吕班路的一栋三层洋房办公，还有……他每周三晚上会去吕班路的‘聚仙楼’赴宴，都是跟些伪组织的人、日军特工吃饭。”

“聚仙楼？”令狐靖远抬头，“具体位置在哪？里面的布局怎么样？”

“在吕班路和嵩山路交叉口，是家本帮菜馆，一共三层，一楼是散座，二楼是包厢，三楼是老板的住处。”老赵指着地图上的位置，“里面的服务员大多是上海本地人，老板姓刘，据说跟法租界巡捕房有点关系，所以日军也没怎么为难他。”

令狐靖远点点头，手指在地图上的“聚仙楼”位置敲了敲：“通知周伟龙，让他来情报站一趟，就说有紧急锄奸任务。另外，你去跟法租界巡捕房的联络官皮埃尔对接，就说我们要在‘聚仙楼’附近‘打击共党分子’，需要他们配合，当天晚上让巡逻队避开那条街，事后给他们‘好处’——上次扣的那批法国红酒，给他送两瓶。”

“明白！”老赵转身离开，脚步匆匆。

上午十点，周伟龙（字伟龙）驱车来到情报站。他穿着一身藏青色中山装，腰间别着一把勃朗宁手枪，脸上带着风尘仆仆的疲惫——他刚从松江前线回来，那里的游击队正跟日军周旋。见到令狐靖远，他快步上前，握住他的手：“藏锋处座，找我来是有锄奸任务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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